长城精神论（上）

　　二、为什么要修筑长城

　　长城建造的历史始于西周，烽火戏诸侯就起源于此。 在春秋战国时期，所有诸侯国都致力于修建长城。 这些断断续续的城墙最终在秦始皇手中壮大，成为“万里长城”。 秦始皇之后的世世代代君主始终把长城视为边境安全的重中之重。 直到明代，长城才被特别重视。显然，长城是中原人民对西北郊游牧民族的防御，但这仅仅是“表面”。 实际上，除了长城的早期预警外，中原士兵还必须深入草原或沙漠对战，长城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古人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并在两千年内继续建造长城呢？ 其实它的用途非常强大。

　　公元前215年，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彪悍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虽然，秦军的步兵机动性能差，但士气与兵力优于匈奴骑兵。所以，大败匈奴骑兵，占领了河套地区。匈奴骑兵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秦军士气正旺，本应再接再厉，攻占漠北。可是，秣马厉兵的30万大军没有乘胜追击，却转攻为守，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士兵们亦农亦兵，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辽东，贯穿东西的万里长城就此屹立在华夏大地。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秦朝停止北伐，反而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

　　用现代的观点来说就是作战成本问题，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远远高于游牧民族，而且，作战的收益却又少得可怜。假如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而把步兵为主的士兵变成强大的骑兵，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进行训练。而且，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消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粮食运输只能靠人力和畜力，十分艰难。《史记》中曾经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粮食抵达北方的前线，路上运输队消耗的粮食竟是运送粮食的几十倍。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游牧者，也是战士，角色互换很容易。他们马背上高速运动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却非常惊人，成本低，收益高。匈奴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衷于劫掠战呢？修筑长城这种坚固的工事，就改变了成本和收益的巨大反差，同时将流动的战场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历史惯例，如果进犯中原抢劫，必须在长城一线与守军打一仗。以逸待劳的农耕民族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从附近的农田中获得粮食，后勤的负担小了许多。进攻的游牧民族却远离了放牧的草原，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上又修建了牢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要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就毫无用武之地。所以修筑长城，虽然在短期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修筑长城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

　　根据历史记录，我们发现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上，唯一依赖生存的是畜牧业。 他们必须根据季节不断移动，他们只能在草丛中生活。 美丽的草原是它们生存的根源。 古人修建长城是为了“封锁隔离”，以确保中原的稳定生产环境，将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清澈的河流和草场圈起来，长城所在，令胡人无法南下牧马。

　　因此，从根本上遏制了胡族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他们被禁锢在塞外，以致他们只能追赶牛羊追逐水草而疲于奔命，而生活却不能进步，所以相比中原，游牧民族只能处于弱势地位，这才是长城的真正用途。

　　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中原汉族与边境各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与东北及北方胡人的关系上,尤其与匈奴族的关系较为紧张。 匈奴是公元前三世纪在大漠南北兴起的游牧民族,主要从事于畜牧业，由于畜牧业的发展与对自然的依赖性，就决定了它发展的脆弱，时兴时衰,有时需要将剩余畜产品输入中原,有时又需要中原地区农产品的供应。所以，匈奴单一的经济对中原地区存在一定的依存性。同时，匈奴在这个时期，正是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本性决定了这个政权对内统治的残酷性及对外的掠夺性。为了掠夺财物和劳动力,他们经常发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以满足其贪欲。因此，汉族统治者越是扼制和封锁两族的经济贸易和往来，这种掠夺的战争就越频繁。汉族统治者为了一劳永逸就修了长城，用以抵御匈奴。

　　长城为什么能阻止敌骑冲击？嘉靖年间，宣大山西总督翁万达有过如下论述：“《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设’之云者，筑垣乘障，必资于人力谓也。虏凡寇边，地迂峻则易防，地平漫则难御。有墙则易者愈易，而难者亦易；无墙则难者愈难，而易者亦难。今夫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堑，则寡可敌众，弱可制强。若遇虏于平旷之墟，则百人豚羊，千人狼虎，鲜不为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险，险与虏共也；垣堑之险，险为我专也。我恃其所专，而夺其所共，修边之役，兹其所以当再举也。”翁万达这段论述大体道出了为明军所专有的险阻边墙，能阻挡敌骑兵的原因。边墙是一道屏障，使敌人马难以逾越。边墙是一道险阻，有利于守，不利于攻，可以凭借此墙以少数兵力阻敌多数骑兵的进攻。边墙使以步兵为主的明军能充分发挥自己武器的优势，又能抑制敌骑兵优势的发挥。明代人正是从边墙能抗击敌骑、有效地进行防御这点出发，才大修边墙的。

　　明建国之后，朱元璋就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在边防上进行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弘治年间，任兵部尚书13年的马文升指出：“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奄有万方，定鼎金陵，统驭夷夏，其于四方之险，无所不饬，而于北虏尤注意焉。故于甘肃、大同、宣府、大宁、辽东俱设都指挥使司，并于宁夏设立数卫以屯重兵，又建封肃、庆、代、谷、宁、辽等王，以为第一藩篱。其宁夏有贺兰山、黄河之险，复自偏头、雁门、紫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一带，延袤数千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实为第二藩篱。”这就是说，明代自洪武年间开始就建立了有两个层次、纵深相当大的防御体系。

　　总之，无论是对京师的防卫而言，还是对各大防区的内部防卫而言，都建立了凭借长城的坚固阵地防御和以机动部队野战歼敌相结合的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体系。

　　在这一防御体系中，长城是第一道防线，是赖以阻挡敌骑冲突的屏障。这道防线如能守得住，就可以保卫内地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安宁。所以它在明代防御战略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阻止敌人进入内地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旦敌人溃墙而入，还可以阻止敌人撤出，与驻守长城内的重兵集团对敌构成夹击之势，便于消灭内犯之敌。

　　长城又可以作为出塞击敌的依托。当得知敌方进犯时，可以以长城为依托，派出疑兵、伏兵，打击、牵制敌方，阻滞敌方的行动，甚致使敌方迷惑，不待进至边墙而退出；即使敌方不退，也使边墙上的防守，更加有了准备。当欲进攻敌方或反击敌方的进攻时，同样可以依托边墙，把它作为进攻敌方的基地和出发地。

　　可见明代中后期的防御离不开长城，没有长城就没有中后期的有效防御。长城是执行防御战略的依托。那么依托长城进行的防御是不是消极防御呢？恐怕还不能这么说。何谓消极防御？就是专守防御，单纯阻挡敌方进攻的防御。长城是一个防御工事体系，它包括长城外的烽墩、哨所、墙外的主体品坑、壕堑，城墙的主体及其上的敌台、战台，重要通道的关隘以及长城内的营堡。长城是用来防守的，但不是单纯的防守，是守中有战。著名军事家戚继光就讲过，“沿边台垣守中之战也”。敌方来攻边墙外之前可以在墙外部署伏兵、疑兵，打击敌方；敌方被击退之后，可以出边墙追击敌方；还可以依托边墙进攻敌方。这当然不能说是消极防御了。如果一见到凭借长城，或者说一见到凭借防御工事进行防守，就说这是消极防御，那么恐怕世界上积极防御就难找到了。因为任何作战，防御的一方总是要构筑防御工事，只不过这种工事有大有小、有临时与永久之分罢了。工事防御有的是消极防御，但如果把工事防御都说成是消极防御，那是对消极防御的误解。

　　长城作为防御工事体系，有没有作用？这是自明代以来一直有不同看法的问题。长城有没有防御作用？长城是不是起到了防御作用？这是两个问题。

　　从理论上讲，长城作为防御工事，如同任何防御工事一样，是有防御作用的。这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而且随着构筑得越来越完善和坚固，其防御性能也越来越好。我们不妨具体看看它的防御作用。第一，墙身平均高七八米，墙的外侧有壕堑、品坑或偏坡，人马难以攀援而上，对敌起到了很好的阻挡作用。第二，墙上建有垛墙、垛口和敌台、战台，对守墙台人员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便于防守者发挥自己武器的威力。第三，敌台高三四丈，又建在山脊上，便于远眺，可以起到瞭望作用，同时还可以用来传递警报，起到烽火台的作用。第四，墙外的烽墩，向外延伸很远，起到了很好的预警作用。可见长城利于守，不利于攻。它使攻者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使守者变被动为主动。长城是一个很好的防御工事。

　　至于长城是不是起到了防御作用？这不仅是长城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防守的问题。“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设险是一个方面，防守是另一个方面。“险而不设与无险同，墙而不守与无墙同。”“以城为可恃，则古有不破之城乎？以城为不可恃，则古有必破之城乎？亦在乎守城之人何如耳。”不仅要修筑边墙，还要派兵防守，而防守“尤在于得人。得其人则其守固，其政修；不得其人则其备驰，其政隳”。在得力将领的防守下，长城就是敌人难以攻破的铜墙铁壁，发挥着它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概括起来有三：

　　第一，伐敌邪谋。坚固的长城，严密的防守，“威武振扬，足以伐其邪谋”，使敌“不敢轻易近墙”。成化九年（1475年），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大规模修筑边墙，东起清水营（在今陕西府谷北），西抵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北虏知不能犯，遂不复入套者二十余年。”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任总理蓟镇练兵事务（后改总兵）后，修边墙，筑敌台，练车歩骑营，大力加强防御。土蛮等曾打算入犯，但终因慑于戚继光的兵威而未敢行动。“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他们都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孙武曾说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所以称其为“善之善者也”，是因为它不仅保卫了内地的老百姓，也使双方军队和塞外游牧民族免受战争之苦。

　　第二，败敌进攻。由于边墙能充分发挥明军火器的威力，而减杀了敌骑兵的优长，敌如进攻，敌台、垛口火器齐发，敌越多其伤亡越大，前锋受阻，士气沮丧，势必退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敌10万余骑入犯蓟镇。总督杨博亲自登上古北口长城，督兵凭城固守。敌攻四天四夜没有攻破。杨博又组织小分队，黑夜火烧敌营。敌10万大军不得不退去。第二年敌人又来入犯，同样被击退。像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第三，赢得和平。明廷和鞑靼、瓦剌自永乐时确定了“朝贡”关系，虽然他们不时内犯，但一直到弘治年间，仍时断时续的维系着。正德之后，特别是嘉靖年间，双方争斗不已，而没有和好通贡。到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与鞑靼的俺答部重新和好，即“隆庆和议”。“隆庆和议”之所以能实现，原因很多，其中由于明廷大修边墙，加强戒备，使鞑靼内犯受到损失，是其原因之一。而“隆庆和议”使西北地区从此得以安宁。戚继光在蓟镇之所以使“蓟门宴然”，是因为万历二年（1574年）俘获了入犯的长秃，迫使朵颜的另外两名首领长昂和董狐狸不得不赴关请罪，以后再也不敢入犯。可见蓟镇和平的到来，与戚继光的修边墙，建敌台也关系甚大。

　　（作者单位：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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